供應鏈大戰的目的不在于征服，而是要與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材料、高科技和新興市場建立起物理和經濟上的聯系。

在21世紀，誰統治了供應鏈，誰就統治了世界。

現在到了重新思考人類生活組織方式的時候了。

人類社會發展有著這樣一條規律，這條規律從原始社會開始就始終被證明是正確的，并經過了各帝國和國家的驗證，那就是：供給和需求。這也是指引人們走向未來的最佳向導。

供求規律并不僅僅是確定商品價格的市場原則。在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供求規律都在發揮著作用，驅使人們去找到平衡。當我們進入全球基礎設施和數字互聯時代，任何需求都會有相應的供給，任何人無論何時何地都可獲得實物或虛擬供給。物理學家加來道雄認為人類正在走向“完美資本主義”，這種狀態還有另外一個名字：供應鏈世界。

供應鏈是由生產者、中間商和銷售方組成的完整生態體系，原材料（無論是自然資源還是觀點）得以變成商品和服務并提供給各地的人們。無論你是醒著還是在夢鄉，日常生活中的每個點滴，例如早上喝咖啡、駕駛汽車、打電話、發郵件、用餐以及看電影，都離不開全球供應鏈。

然而盡管供應鏈無處不在，供應鏈本身卻看不見摸不著。供應鏈是各種交易組成的體系。我們無法看到供應鏈，我們看到的是參與者和基礎設施，即將供給和需求相連的東西。但如果仔細觀察供應鏈上的每根鏈條，就可看到這些細小的交易如何組合起來，影響全球發展趨勢。亞當·斯密所稱的自由市場、大衛·李嘉圖所言的比較優勢以及愛米爾·涂爾干的勞動分工理論都得以體現：資本、勞動力和生產在全球范圍流動，流向最能有效連接供給和需求的地方。如果“市場”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那么是供應鏈將市場與人們的生活結合起來。

隨著全球化在世界各個角落的推進，供應鏈所涉范圍變得更寬，程度在不斷加深，連接力越來越強，現在人們不得不追問，相比國家本身，供應鏈是不是代表著一種更深層次的組織力量。供應鏈是原始的全球網絡，如同裹毛線球般將世界包裹在一起。它是連接全世界的管線，是人和物移動的通道。還具有自組合和有機連接的功能。供應鏈會隨著人類活動擴展收縮。供應鏈可以被打斷一時，但很快就會找到新的途徑來完成其使命。供應鏈似乎本身就具有生命力。這一切聽上去是否有些耳熟？應當如此：互聯網就是最新形態的基礎設施，在此基礎設施上可形成更多的供應鏈。

萬維網是在1989年問世的，也就是柏林墻倒塌那年，這似乎是從大國均勢世界轉向供應鏈世界的恰當轉折點。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代表著世界從中世紀的無序紛爭過渡到了近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歐洲各國王室表示相互尊重各自領土主權。如今我們回顧1648年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不是為了去爭論誰勝誰負（其實沒有贏家），而是因為這份合約開啟了此后近400年以主權國家為主導的國際關系格局。

但這套體系并非是不可更改的，而且這套體系下的國際現實也并不符合其最初設想（理論上的）。相反，驅動人類社會組織演進的始終是供求動態變化。自上一冰期結束以來的15000年時間里，人類群體自發組成了無數形態規模各異的政治團體，面積不等，集權程度不一，包括帝國、哈里發王國、公國以及酋長國等。

城市和帝國，而不是國家，是歷史的主要構成。此外，如果將《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視為平等主權國家體系誕生的標志，那么這顯然既不符合西方歷史也不符合非西方的歷史。在歐洲，各國國王建起堅固的城堡來控制人口與農業資源，抵御外來侵略，由此民族國家慢慢替代了中世紀的教會。但直到20世紀，歐洲各帝國在歐洲大陸和全球其他地區繼續存在。殖民主義將海外領土納入了世界體系，但并未讓這些海外領土變成主權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全球各地才掀起了民族獨立的高潮，但直到現在，各國平等也依然只是幻想。

過去的25年間，大國關系穩定，基礎設施、資本市場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以及監管的放松，加速了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崛起。全球化自上而下削弱了主權國家，因為現在各國政府越來越多地在執行國際規則而不是自我制定規則，而分權、資本主義和互聯互通的發展增強了主要城市和企業的自主性和影響力，城市和企業越來越傾向于穿越國界去追尋自身利益，由此自下而上削弱了國家主權。隨著行政機構的分解和私有化，供應鏈成為新的服務提供者。供應鏈并不是要消除政治，也不代表著“國家的終結”。只是市場監管和政府共治，重構了國家的功能；城市和省份紛紛自主開展國內外競爭，也重塑了國家的規模。

國家疆界讓世界看起來很有秩序，但疆界并不能推動世界運轉。相反，基礎設施和供應鏈才是世界運轉的依托，盡管政治地理問題不斷。正如經濟學家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提醒的，戰爭和疆界會造成資本的短缺，只有穩定和開放才能讓資本源源不絕。

疏通供應鏈可給世界帶來超乎想象的好處。按歷史學家馬克·萊文森（Marc Levinson）的說法，50年代集裝箱的普遍使用使得“世界變小，但經濟變大”。只是簡單將貨物箱子標準化就大大改進了全球供應鏈。

世界經濟論壇的研究表明，如果現在能把通關條件減少一半，全球貿易將提升15%，全球GDP將提升5%。與此對照，即便是把全世界的進口關稅都取消，也只能將GDP提高不到1%。DHL（敦豪航空貨運公司）等企業將其專業經驗傳授給發展中國家的海關，加速通關；僅航空貨運行業單據電子化一項就可每年節約120億美元，并可杜絕幾乎所有因單據差錯而造成的航空貨運延誤。如果通關順暢，那么貨物就可迅速投放至市場，而不用考慮大量備貨。在供應鏈世界，低效是最致命的敵人。

供應鏈是要將相隔遙遠的各方聯系在一起，這些人之間可能缺乏相互信任，因此供應鏈上的各方就需要管理人士所稱的“唯一真相”，即真實信息的實時共享，這樣在供應網中的所有人都能隨時把握事態的進展。沃爾瑪首席執行官Douglas McMillon稱自己是在管理一家“科技公司”，其工作的主要內容就是與寶潔這樣的供貨商溝通銷售和庫存等數據。聯合利華會不斷研究本地市場需求情況，據此來調整其全球生產體系，更加靈活地安排各地市場的產品投放。現在MBA課程中，供應鏈管理能力已被視為核心的競爭力，因為零售、國防、IT等其他行業都對供應鏈管理人才求賢若渴。

在企業董事會之外，普羅大眾也在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不斷遷徙，這也充分表明，現在我們進入了以供應鏈為人類新型組織方式的時代。1960年，全球只有7300萬人旅居他國；如今這個數字是3億，自金融危機以來，該數字還在快速增長。全球移民的經濟背景覆蓋所有階層，其中既有跨國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也有來自第三世界的勞工，這些人都為了生活選擇離開故土。而且以前移民的方向大致是由南向北，現在國際移民中有半數流向經濟發展良好和就業機會較多的發展中國家。非洲和印度的大量年輕勞工流向了后殖民時代的全球各地，他們直接參與了某些失敗國家的重建，海灣國家從亞洲勞動力流入中獲益最多。當某處需要建筑工人、傭人、護工或其他勞務人員時，自然就會有勞動力供給來滿足這些需求，國境線也難以阻擋。

美國也是人口流出的重要國家。現在有超過600萬美國人在海外生活，這也是有記載以來的最高數字。相關調查顯示，在美國18~24歲的年輕人中，有計劃移居海外的比例從以前的12%上漲到了現在的40%。現在，不僅是投資銀行家、交換學生、記者以及和平護衛隊的志愿者到海外，來自美國社會不同階層的越來越多的人都成了經濟移民，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

如果供應鏈無法貼近人們，那么人們就會主動貼近供應鏈。從舊金山到約翰內斯堡，19世紀的掘金者將寂靜的村莊變成了繁華的城鎮。在過去10年，有5萬加拿大人遷入了阿爾伯塔省新興石油小鎮麥克默里堡，并在當地荒蕪的焦油礦上作業。在非洲的采掘工業中，數十萬工人不舍晝夜開挖用于制作手機的鎢和鉭等金屬原料，盡管有時他們必須像奴隸那樣勞作。當非洲大國剛果和其周邊國家崩潰時，全球供應鏈的存在讓民眾有了謀生的渠道。或許在未來幾十年，人類依然生活在各國國境線內，但更為重要的是，全球幾乎所有人口都會集中到基礎設施走廊和供應鏈周邊，無論是現實的還是虛擬的。

城鎮化也印證了世界正朝著供應鏈體系而去。哈佛大學的尼爾·布倫納（Neil Brenner）和紐約大學的索利·安杰爾（Solly Angel）的研究表明，城市土地面積預計會在21世紀增加兩倍。全世界絕大多數人口居住在城鎮，目前全球每天都有15萬人涌入城市，也就是說全球每個月增加的城市人口相當于整個洛杉磯，這種情況在發展中國家尤為明顯，預計到2030年至少還有20億人會搬入城市。觀察城市化所得出的結論要比觀察國際移民更為震撼，這些人不用穿越國境，可迅速融入工業和服務供應鏈上的數十億就業大軍。

雖然世界上大部分人從未離開自己的祖國，但城市化卻將這群人的連通程度大大提升，不論他們身處何方。在跨歐亞城市中生活的人的共同點可能要超過他們與本國農民的共同點。從其享受的城市基本服務看，雅加達居民可能更接近于倫敦居民，而不是馬魯古群島上的印尼漁民。即便是那些生活在孟買或內羅畢貧民窟的人，他們的收入也遠遠超過本國農村那些失去土地的農民。

遠在天邊的人的生活方式相近，同一國家不同地區的居民卻恍若生活在兩個世界，這也表明了供應鏈世界的存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斯基婭·扎森（Saskia Sassen）研究發現，全球化推動了各種網絡的盛行，她將這些網絡稱為“閉環電路”，因為這些網絡仿佛都有自己的生命。紐約和倫敦的金融投資者以及他們設在亞洲的資金池，瑞士和新加坡的大宗商品經紀人和他們在非洲和拉美控制的儲備資源，美國硅谷和印度班加羅爾的程序員以及他們所服務的全球客戶，德國和美國汽車制造商以及他們設在墨西哥和印尼的加工廠，這些都是由供應鏈構成的閉環電路。并不是國家在價值鏈上的地位提升了，而是這些閉環電路攀上了全球化的節點。達卡和亞的斯亞貝巴等地的服裝生產基地好像慢慢跟本國其他地方脫節了，盡管這些制造基地是本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這些基地屬于本國，也屬于全球供應鏈。

現在的全球供應鏈已經是高度整合，這些供應鏈成了全球互聯程度的測量儀。正如主震之后會有余震那樣，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貿易的沖擊力五倍于其對全球GDP的沖擊。首先是信用收縮造成了需求沖擊，這意味著耐用消費品采購的直線下降。隨后存貨調整開始橫向蔓延，大部分貨物的貿易開始收縮，并引發德國、韓國和中國等國家工業生產下降。2014年全球石油價格下跌時也出現了類似情況。當油價暴跌時，從加拿大麥克默里堡到馬來西亞，石油開采投資都相應下降。目前即便是有著豐富石油儲量的文萊也宣稱要實行財政緊縮。供應鏈也是傳導鏈：鏈條上每個環節都會受到影響，但痛苦會在系統中消散。

對文明而言，供應鏈既是福祉，也是禍害。供應鏈是擺脫地理限制的抓手，能創造此前無法創造的經濟發展機會，并將觀念、技術和業務實踐帶到氣候惡劣、土壤貧瘠和條件艱苦的地方。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在其著作《逃離不平等》（The Great Escape》中敏銳地觀察到，盡管地理環境和機構條件“糟糕”，但全世界還是有數十億人通過構建互聯互通參與進全球市場。

有些宿命已經被打破：熱帶國家不一定農業生產力和勞動力效率低下，內陸國家也不一定經濟發展落后。赤道附近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發展勢頭良好的經濟體，盧旺達、博茨瓦納、哈薩克斯坦和蒙古國等內陸國家也表現出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一個國家無法改變其地理位置，但互聯互通給了各國打破地理宿命論的工具。

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數十億底層民眾而言，供應鏈提供了救贖的機會，現在發展中國家政府都在拼命吸引全球供應鏈的落地。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經濟特區雨后春筍般涌現，這些經濟特區是專門劃分出來用以吸引某種產業集群的區域或城市群，現在遍布幾十個國家的經濟特區也是自現代國家誕生以來對國家治理方式最重大的創新。

這些經濟特區不僅是本地發展之錨，也是融入全球體系的節點。這是世界從政治地理轉向供應鏈地理的又一表現，現在越來越多的城鎮不是像杰斐遜城或海景城那樣以人名或景觀命名，而是通過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定位來命名，例如迪拜互聯網城、巴格達出口加工區、開曼創業城、廣州知識城以及馬來西亞多媒體超級走廊等，全球這樣的區域有4000多個。

如果按傳統的地圖，那么我過去五年去了許多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無論是工業園還是“智能城市”，這些區域的興起和發展是如此之快，大部分都來不及在地圖上標注。這些區域過去僅僅是人們上班的地方，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居住在這些區域。對于數億工人和他們的家人而言，供應鏈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他們不僅為全球經濟做出貢獻，也滿足了自身連接世界的夢想。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城市是那些人口在百萬左右的城市，這些城市通常都圍繞某個大型企業形成。這些是供應鏈世界中的新型“工廠城鎮”，這些新生的城市是讓世界民眾參與全球經濟的最大動力，其對增長的促進作用也遠遠超過任何援助項目。

當然也有弊端：供應鏈也是市場掠奪世界的途徑。正是借助供應鏈，地球的雨林被肆意砍伐，污染氣體直接排入大氣。從北極的天然氣到南極的石油，從玻利維亞到阿富汗的鋰礦，從亞馬孫到中非的原始森林，從南非到西伯利亞的金礦，在供應鏈世界中，每處礦藏幾乎都有人開發。各國政府根本沒有盡責保護自然資源，相反政府很愿意與資本聯手糟蹋自然。

海洋也出現了過度開發的問題，過度捕撈和海底礦藏開發讓海洋不堪其擾，另外還有石油泄漏和工業廢水的嚴重污染。供應鏈也是毒品、軍火走私和人口販賣的渠道，目前人口販賣的數量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世界五大黑社會組織——日本山口組、俄羅斯兄弟會、意大利克莫拉和光榮會以及墨西哥錫納羅亞集團，都已實現國際化經營，其非法經營犀牛角、偽鈔、新型毒品和色情產業的收入高達每年1萬億美元。如果沒有附在供應鏈上的全球化的市場、基礎設施和中間商，很難在全球層面開展剝削和掠奪。因此人類社會的命運也與供應鏈管理方式緊緊聯系在一起。

全球供應鏈體系現在已經替代國家成為全球化文明的基石。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無法單憑自身力量來創建這套體系，當然中美兩國也都不具備將其關閉的最終權威。相反，各國之間只能在21世紀開展“供應鏈大戰”，正如17世紀歐洲各國的三十年戰爭。

供應鏈大戰的目的不在于征服，而是要與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材料、高科技和新興市場建立起物理和經濟上的聯系。供應鏈大戰也不是階段性的。它是當今世界接近永恒的存在，當前全球大國都在避免成本極高的軍事沖突，因為軍事沖突會干擾供應鏈，嚴重損害自身利益。在供應鏈大戰中，基礎設施、供應鏈以及市場就像是領土、軍隊和防御陣地。最強盛的國家不一定能贏，互聯互通程度最高的國家才能取得勝利。

那么美國是否理解供應鏈大戰中的新地理呢？美國地理學會前任會長杰里·多布森（Jerry Dobson）曾提出過尖銳批評：美國自“二戰”之后就放棄了地理教學，在此之后美國沒有真正打贏過任何戰爭。現在美國不是要掌握傳統地理學意義上的領土框架，而是要掌握地緣經濟學的商業視角，因為這一領域的斗爭更加微妙和復雜。

給政府提的那些傳統問題，例如大國之間的關系、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平衡發展、經濟增長前景和社會不平等狀況以及生態系統的命運等，要回答這些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觀察分析世界的供應鏈。經過分析可發現，20世紀的地緣政治學是基于麥金德的名言：誰統治了世界心臟地帶，誰就統治了世界。在21世紀，這句話就應該改成：誰統治了供應鏈，誰就統治了世界

在供應鏈世界中，誰擁有（或宣稱擁有）領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在使用（或管理）。目前中國就在遠離其國土的許多地方開采礦物，但中國對這些地方毫無領土野心。因此，中國實際上是在遵循事實地圖，而不是名義地圖，即可以進行利益重構，并不拘泥于全球政治版圖。名義地圖上的世界信奉這樣的格言：我的領土就是我的。但在事實地圖層面，供應鏈世界的規則變成了：不用則廢。